评价标准不再“一刀切”，探索符合从事不同类型科研活动特点的人才分类评价机制；
“人才分类评价改革让科研导向更加清晰，研究人员更加专注于解决真正的科研问题。这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我们科研中的压力，同时也激发了更多创新动力。”谈及在科研初期、上升期赶上的“好政策”，踩着分类评价“东风”晋升的青年科研人员说道。
开展科技人才评价改革试点，是国家交给上海的一项任务。2023年，上海将其纳入重点工作并发布《上海市科技人才评价综合改革试点方案》，市科委在前期调研基础上遴选出6家单位开展试点，上海微小卫星工程中心（以下简称“工程中心”）就是其中之一。1年多过去了，在上海的科研院所、田间地头、企业一线，“不拘一格降人才”有了全新的实践。
在试点改革中，工程中心通过聚焦破除唯论文、唯职称、唯学历、唯奖项“四唯”后，“谁来评”“评什么”“怎么评”“如何用”等科技人才评价中的核心问题，让科技人才能够潜心研究和创新，不为短期目标所惑、长期放手去干，立志产生颠覆性创新成果。“
“作为人才分类评价改革的关键环节，要充分发挥评价改革的‘指挥棒’作用，让优秀的人脱颖而出。”工程中心人力资源处副处长王良华在采访中表示。”
在工程中心，越来越多的青年科研人才正在“挑大梁”，冲到“科技战场”上去。“
“按照传统的培养模式需要青年人才一步步‘升级’，我们现在是直接‘压担子、搭台子、架梯子’，在重大型号攻关当中培养，让年轻人有机会在实战中成长。”这种信任与支持，让青年科技工作者在重大的科研项目中逐步崭露头角。”
2024年9月19日上午9点14分，我国自主研制的第59颗、第60颗北斗导航卫星，搭乘长征三号乙运载火箭奔赴太空，成功进入预定轨道。
作为中国科学院北斗导航卫星研制团队成员的李绍前2012年加入团队时，基本是北斗“小白”。仅用了4年时间，他就成长为当时团队里最年轻的主任设计师，如今他已是工程中心导航所常务副所长。
“去年我破格晋升为正高级职称，原本从副高级晋升到正高级需要五年时间，但由于我参与了多个型号任务，并成功完成了发射任务，担任型号副总师岗位，单位正好有“青年研究员计划”，让符合一定条件的优秀青年科研人员适当减少任职年限要求，能够脱颖而出。”李绍前解释道，“以前的职称评审需要熬年限，分类评价改革后，进一步激励青年科研人才敢于自我挑战和突破，对于在型号任务中担任重要岗位且取得了成果，就可以提前申请晋升。”
“不懂我们就去问，有问题我们就想办法解决，不一定非按传统的卫星研制路子走。”李绍前说，“团队领导敢于把问题抛给我们年轻人，让年轻人先想办法。总设计师林宝军经常跟我们说，‘只要在原理上把问题弄懂了，做出来的系统、设计出来的方案就肯定没问题。你们就是要大胆去试，大胆去做。’”
作为一名卫星副总师，朱永生也已经冲到了“科技战场”上。2013年进入工程中心，从主管设计师，逐渐成长为主任设计师、副总师，期间先后负责了多个卫星型号的研发工作……“这一路走来，有‘担子’压到身上，中途遇到问题还能有师傅扶着你。”朱永生回忆道。
他作为总体主管设计师参与了我国首颗空间碎片探测卫星研制任务，在国内首次成功地进行了可见光观测模型在轨试验验证和完善，开展典型的地气光对空间碎片观测影响的在轨试验验证，为后续系统建设提供了重要技术支撑。
在这种“压担子”的模式下，“李绍前”“朱永生”们迅速成长，逐渐承担起科研主力的重任。“传帮带”效应，也进一步托举青年人才“冒尖亮相”。
“我们不会一两年就判断出一个人的潜力，但通过不断的实战历练，优秀的人才会逐渐冒头，领导也会适时‘加压’，观察他们的表现。”王良华解释道。“
“我们要求的不是只会技术的‘单打独斗’，而是能够在复杂系统中平衡各方需求、解决实际问题的全面型人才。”通过层层筛选和磨练，综合考量，确保每位科研人员都能在工作中获得应有的认可与成长机会，为人才提供实现抱负的舞台，让人才不靠“出身”也可以“出彩”。”
贯穿职业生涯始终的，还有科研的风险和不确定性。在工程中心，科研人员面对的是高风险与高要求并存的环境。
如何让更多年轻人能大胆“冒尖”，成果产出和人才培养之间如何良性互动，率先建成创新人才高地又需要哪些进一步的支持？
“航天是不允许失败的，每个上天的航天器都要确保高度的可靠性。但在前沿技术领域，我们可以尝试不同探索。”在工程中心，分担风险、提供支持，为科研人员创造了自由探索的空间。
“其实证明一条技术路线是失败的，也是一种成功，它证明这条路线走不通。”朱永生感慨道，“在工程中心，我们可以大胆尝试，即便最后的成果没有达到预期，只要尽了全力，单位和领导都会认可我们的工作。这种支持给了我们很大的动力。”
工程中心作为承担国家重大卫星型号任务的总体研制单位，大多数科研人员都是参与型号任务的，选择技术攻关还是做型号任务？对于田丰而言是一场“冒险”，而给他底气的，是深化人才分类评价改革的举措。
2019年，他顺利晋升为副研究员，四年后又评上了研究员。“我正好赶上了改革的好时机，职称评审现在分类评价了，让我们这些不直接参与重大工程的科研人员，也有单独的评价“赛道”，不用担心受到评价“倾向性”影响了。”他说道，改革后，对科研人员的评价不再是单一模式，不再是单一“赛道”，对从事不同科研工作的人，给予不同的评价标准和重点，有效避免“一刀切”的问题。
航天领域的高风险与高成本，常常让田丰倍感压力。“新的技术必须通过上天验证，这就意味着卫星、火箭等整个系统的责任压在我们肩上。每个单机设备都至关重要，一旦有任何问题，成本和后果都是巨大的。”田丰认为，这种压力同时也是动力，因为研究的方向始终与国家战略需求紧密相连，“我们做的每一项验证，都必须有国家实际需求的支撑，才能真正发挥科研价值。”
在这个高度复杂和充满挑战的科研环境中，工程中心的青年科研团队始终坚持技术创新，不断突破核心技术的壁垒。正如他所说：“我们要在压力中找到机遇，领导和单位的支持是我们坚持下去的动力。”
谁来评？怎么评？评什么？上海充分发挥科技人才评价改革的示范带动作用，牢牢把握“立新标”的改革目标，更好体现创新价值、能力、贡献导向，积极探索科技人才评价的新标准、新方式、新机制，让更多埋头实干的人才有机会、有舞台。
在工程中心，“探索研究”与“产品研发”的评价方式不同，而且分类分得很细。通过“工程”与“探索”的权重分类，按照科研类型分类，又细分基础研究、技术产品研发、实验支撑等，聚焦同行专家评审，探索代表性成果和科研进展相结合的评价机制。“
“我们不能再用一把尺子去衡量不同类型的科研人员，”王良华说道，“李绍前、朱永生做卫星型号的工程项目，田丰则专注于单机产品的研发。让他们在同一个标准下竞争，显然不公平。””
分类评价改革不仅在职称晋升方面有了突破，也为技术人员创造了更多发展机会。李绍前表示，“我们单位注重实际问题的解决能力，工程问题或科学问题能不能解决，是我们评价的关键指标。”李绍前认为，改革后，科研人员和工程人员的评价标准不再相同，科研人员可以在专项技术上深入发展，不再局限于卫星型号。“
“我们专门为不同领域的人才设立了不同的评审机制，确保他们的贡献能够被客观、公正地评价。””
王良华补充道：“我们通过分类评价，给每个人提供一个更合适的平台，让他们能够在各自领域发挥最大价值。”这不仅缓解了科研人员的焦虑，也激发了他们的积极性。
“我们科研人员的工作量已经非常大，他们需要的是工作认可和肯定，是机会、认同和鼓励。”王良华谈到，“我们的任务就是为他们创造一个更加公平、透明的评价机制，让每个人都能在自己的领域中脱颖而出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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